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……从寂感处必然涵着是心。
但人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这种协助存在于什么地方,他只需要知道为了配得上这种协助,每个人自己必须做些什么,却是根本的,因而对每个人都是必要的[4]。祈福意味着真正道德的践行。
所以,对于人而言,仁是最重要的,也是最高的标志性存在,故孔子曰:好仁者,无以尚之。由此,人性就只能在这种物化的自然形态下得以理解,人性即是人之材性。简言之,人之性就是仁。不以告子‘生之谓性为不然者,此亦是性也,彼命受生之后谓之性尔,故不同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,狎大人,侮圣人之言。
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这意思是告诉我们:若仁没有了,人就沦为了一个纯粹的肉体生命,故我们须以生命来捍卫仁这种绝对价值,只有它在,我们才能作为人而存在,仁是确证人的一个原则。因为这种意义之性并不通常,乃是一新创造,而促成此创造,孔子之仁是一本质而重要之关键[3](P186)。【14】 术是用而有的,它与仁心之间,本不属于内在必然的关联,而是为扫除仁心流行障碍,相机采取的某种灵巧做法。
26蒙培元说:鲁迅曾经嘲笑过‘君子远庖厨这句话,那是针对‘食肉者而言的,暂且不论;但孟子这句话却是出于真心的。仁爱所以具有普遍的价值,根本就体现在这一点上。然见牛则此心已发而不可遏,未见羊则其理未形而无所妨。孟子设计的亲亲、仁民、爱物的推恩型政治,及其相关联的一切施政爱民举措,实际都是由行仁之术来贯穿的。
不过,在宋以前,包括《孟子》的注疏在内,虽然也有不少儒家典籍对此见其生,不忍见其死的恻隐之心给予了关注【1】,但从全局上看,汉唐时期儒家仁学的发展,主要偏重于理解仁爱的内涵,阐发仁义的价值,探讨五常间的关系等,并未过多思考仁在实践中如何恰当实现和运用的问题。是其爱物之心重且长,而仁民之心轻且短,失其当然之序而不自知也。
推广仁术,则仁民易而爱物难。朱熹以为人虽先天禀赋仁德善性,然无教则亦放逸怠惰而失之,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,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【41】。前一点是平面的,此一点却是立体的。就是说,不能无罪而就死地虽然只是作为假设性的陪衬场景出现,但这一假设场景本身,就已反映了在礼坏乐崩的历史大势下,仁的精神已嵌入到礼之中,并对礼本身具有了制约的效力。
第三,不论是牵牛者之反问还是齐宣王可能的选择,都表明了包括爱物在内的珍惜生命的仁爱观念,越来越浸润着人们的心理,并淬炼和提升着人们的道德意识。本章全文见朱熹:《论语集注·雍也》,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90—91页。传统道德的主流意识,是基于良善初心建构起来的先天道德观,看来‘良字却是人之初心,孟子说‘恻隐之心,‘人皆有不忍人之心,皆是这般心【40】。二、朱熹对仁术价值的发掘 自宋开始,理学家承接孟子而为往圣继绝学,包括仁术在内的儒家仁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获得了全方位的发展。
27《孟子·尽心上》,杨伯峻译注:《孟子译注》,第298页。结合孟子的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,则牛羊何择焉和见牛未见羊已可以推出,问题的焦点已从引发不忍的具体对象物——牛或羊,转至人的见与不见。
事实上,青年人自幼所接受的是爱父母爱师长、爱祖国爱人民的讲仁爱的教育,这无疑会在他们的心灵中打下烙印。所以,齐宣王不能王天下,是不为也,非不能也【32】。
如此仁术作为巧法,是恰当处理仁礼关系的有效手段,自张载至朱熹都十分看重。32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,杨伯峻译注:《孟子译注》,第14页。21朱熹:《论语集注·雍也》,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91页。另一方面,恻隐之心的生成,实有赖于先在性的道德预设,即仁心、善性我固有之,孟子道性善【3】也。仁固然是美德,具有极高的道德价值,但是,如果没有恰当的施行仁的方式,其意义便要大打折扣,因此就需要仁术出场: 陈晞周问仁术。在这一方面,仁术的扩充推广,按所及的对象分,在孟子有亲、民、物三类,相应有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【27】的顺序展开,即从亲爱父母开始推恩,渐次推广到爱民保民和博爱万物上。
齐国百姓以为这是因牛大羊小,王爱惜其财的缘故。孟子为解答齐宣王的疑惑,创新性地提出了仁术的概念以应对时势的发展。
参见朱凤瀚主编:《海昏简牍初论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,第175—177页。见吕不韦编,许维遹集释:《吕氏春秋集释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9年版,第72页。
另外,在《朱子语类》中,此句中的仁将何施被引作仁术何施。17朱熹引刘聘君言,以有仁之仁为人。
及至兴甲兵,危士臣,构怨于诸侯,又却忍为之,便是不合权度,失其本心。但是,同类与异类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又不可抹杀。却不知天下事有难处处,须著有个巧底道理始得。当然,竞争型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欲望对人必然发生影响,所以需要反求体贴人之本心,追寻恻隐初发的良善心境,从而促成仁德的彰显和落实。
所以,一则仁者不可能掉到井里。井有仁焉这段话,就像说(仁者基于一般的仁爱心驱使),自己跳下陷穽去施行仁术。
9《论语·阳货》《论语·八佾》,杨伯峻译注:《论语译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9年版,第183、24页。故孟子指而言之,欲王察识于此而扩充之也。
从仁心到仁术的仁爱观念,是人随着其成长而在扬善惩恶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。(二)反求本心与仁术的推广 齐宣王以羊易牛,尽管于我心有戚戚焉,但反而求之,不得吾心,上升不到孟子所希望的境界。
不见,没有对象的触发,主客之间没有直接关联,则不会生成不忍其觳觫的心理反应。人的道德判断和选择,实际是一定客观条件(牛与羊的在场与不在场)和意志的自由选择共同作用下的产物,而后者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那么,问题便集中在面对百姓讥讽爱财而王却无力自辩这后半段事上,朱熹就有必要深入探讨。处置不得,无术以处之,是自家这仁心抑遏不得流行。
【22】 孟子所以要设牛羊皆无罪而死,何所分别而以羊易牛乎之难,就在于促使齐宣王从以羊易牛非吝财的心理进行自我反省,反求体贴本心。【28】 天地之性,人为贵作为儒家人物关系论的一个代表性观点,影响深远。
若宣王能充着这心,看甚事不可做!只是面前见这一牛,这心便动,那不曾见底,便不如此了。衅钟之礼的废否与不忍发动的仁心的冲突,揭示了守旧之礼与维新之仁之间,实际开始了重新协调与组合。
所以,需要相适应的术去解决,在《孟子》就是以羊易牛的权变。朱熹解释道: 如不欲害人,这是本心,这是不忍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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